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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新史学·新观点——当代建筑史学人系列讲座》第2期

罗晶老师的主要研究方向在建筑的形式和建筑的空间怎么样？跟它所在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等各个因素相互勾连，怎么样相互的影响，也就是建筑和社会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互相的作用力。

讲座选取移民海外的华人做为研究案例，他们离开中国、离开家乡，然后去到了国外的地方，但他们是自愿做出的选择， 他们在海外生活了很久，甚至出生在海外，国外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第二个家乡，也就是异乡之乡。

但这种状态就意味着他们处于一个很边界的状况，也就是他们既有原来家乡的拉扯，又有国外的社会对于它们的各种作用力。

所以在这种政治张力非常大的情况下，他们的建筑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如何去设计以及思考他们的空间，他们对这种空间有什么操作？

唐人街对于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它为在国外的华人提供了尽可能多的家乡的气氛和物质资源。探讨的话题也聚焦在唐人街这个特殊的地方。

全球的唐人街其实非常的像，都有标志性的中国元素：红灯笼、中文的牌坊和招牌，不是很正宗的中国菜，都透露这特殊的气质。

这些中国元素的东西，似乎隐约在说一个叫做中国性的问题，但中国性到底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它是否就是唐人街的这些元素？那么这些元素在中国国内又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中国的设计师们隐隐约约都有一些感觉，就是中国和唐人街之间可能有着相似的地方，有着同根性，但是同时他们在文化上着好像又有些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这让我们反思 这些观念与建筑有什么关系？有很多建筑师抱怨觉得很无力，作品都受到了资本的左右，被甲方牵着鼻子走。 其实当我们摆脱一种精英化的建筑师的视角的时候，当我们把目光看向整个社会的所有的建筑和所有的空间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建筑师或者说建筑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罗晶老师的讲座强调作为建筑师或者作为建筑的学者，需要对日常生活进行真实深入的观察，并且从中能够看到我们建筑在整个社会当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一方面被我们的社会所形塑，那么另一方面呢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社会。

唐人街可能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就是它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典型的一个，它的整个城市的兴衰完全是根据外界对于他的一个法案，或者说法律的变化来进行的。唐人街的确⽴与巩固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完成的。

华人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处于需要自我隔绝和被整个美国社会的他者隔绝，从而造成了华人移民被边缘化，边缘化之后逐渐就被社会遗忘，被遗忘之后，他们就内部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结构，也就形成了唐人街这个特殊的地方社会。

并出现了不同形态的社会机构，如; 家族公所、地缘会馆、中国六⼤公司，行业⼯工会，堂.

在华人对于中国性或者是自我认同的过程中有一些因素，

第一是建造⾃我。比如说公所的建筑和堂的建筑，维多利亚建筑的中式阳台，还有分租合住的经济公寓，很多时候是一种自我的表达或者自我生存的需，同时特殊的中国性的建造，来吸引美国人进行一些商业的消费。

唐人街的阳台非常特殊且具有标志性，因为大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阳台是对于全世界来说都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因为当时很多文学作品就说说阳台这个地方，你可以站在上面凝视底下来来往往的人，但是这些人却无法跟你接触。它代表着一种上层阶级或者是一种贵族才能够有的生活。阳台在唐人街内实际上是一种阶级分化的体现，而不是一种民族的体现。

第二是异托邦的形成固然来源于外部忽视与排斥的条件下离散华⼈内部的⾃主构建，然⽽，其空间结果却在极⼤程度上受到了他者暗暗投射的注意⼒的影响。⼀种均质的、族群性的空间建构，正是全然为族群他者的意识形态服务的。

在空间排序的⼿段下，城市的地理分区建⽴了⼀种道德性的距离，唐⼈街成为其所在城市⻢赛克中的⼀块，与其他区域相互接触，却并没有相互渗透。

⽽正是通过这种空间秩序，城市对于离散华⼈聚居地的包容成为可能，因为它建⽴了⼀种被掌控的联系，空间成为具有潜在冲突的⾃我与他者之间的中介。

⼤型机构与细密肌理的并置、牌坊与唐⼈街的并置、纪念性公共景观与社会性公共空间的并置。

在⼀系列⾃我与他者的空间形式的并置当中，权⼒目光的视⽽不⻅或协同形塑了离散华⼈的异托邦，从⽽明确表达出“不⻅”的态度，或投注于纪念性空间，⽽使离散华⼈的⽇常性空间与之接合，微妙地表达出碰触却⼜隔绝的意象。

他者的⾃我化与⾃我的他者化空间原型：承载“中国性”社会空间的维多利亚建筑、符号性景观、现代建筑上的中式表⽪。

唐人街的整个空间最终是由华人移民移出社会和移入社会三者之间的张力，形成一个物质空间。

其中有三个方面，就是在主体认同上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见到自我，如何去保卫我们的传统，二是他者的目光，主流社会觉得唐人街就是一块均值的大饼，那么还有视而不见以及差异性的目光；最后是自我的他者化，也就是所谓的银河，或者内化的各个部分。这些导致了一系列的空间结果。